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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公司挥别廉价增长-【资讯】

发布时间:2021-07-16 03:41:37 阅读: 来源:三轮车棚厂家

在印度,专业技术人才的薪资几乎已经达到与西方持平的水准。2007年的前9个月,印度软件业人员的薪资增加了18.7%;全年印度雇员的平均加薪水平达到14%,预计2008年将达到15%。同时,印度2007年的通货膨胀率为5.7%,预计2008年为5.4%。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地区开始采用民主协商薪酬的方式。湖南省从2007年底推进企业工资集体谈判协商制度,职工觉得自己工资低,就可以派代表与资方“砍价”。

2008年1月初,青岛出台《关于加强企业工资分配调控指导完善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意见》,解决一线职工工资低、资方变相压低工资的问题。原“职工民主参与”和“企业自主分配”的提法变身为“职工平等参与”、“企业民主分配”。

2007年12月27日传出消息,旨在解决一线职工工资偏低、工资增长缓慢、遭遇欠薪的社会问题,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以及支付机制的《工资条例》正在起草。同日,《关于北京市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的指导意见》下发实施,规定北京国企一线员工工资不涨,其负责人工资就不涨。

1月间各地的种种相关措施不断印证:中央已经通过一系列新政策宣布廉价增长时代寿终正寝。而这些信息被淹没在对《劳动合同法》的讨论——准确地说,是声讨之中。对其、批评、抵触,老板们忙得不亦乐乎。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就业促进法》、《社会保险法》的组合拳宣告了一个新劳资关系的格局以不可逆的姿态袭来。

没有人会去批评地震,只会在地震后立即着手重建家园。很多老板把《劳动合同法》视为灾难,却放弃再造企业的努力。你可能正在忽略的是,如何看待《劳动合同法》,将宣告你到底是老板还是企业家,也决定你在2010年即将到来的中国第三次消费高峰中是弄潮还是沉沦。

包括巴黎百富勤、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的调研都指向同一结论:中国将在2010年前后迎来新的消费高峰,而服务业也将面临大幅提升,你的公司为此做足准备的时间已然相当紧迫。(一股奇妙的力量将主导此轮消费高峰,欲知详情请参阅本刊下期封面故事)

如果必须断臂,你还可以选择成为维纳斯,一如当年本币升值重创日韩出口之后,反而促进两国外向型经济在高端涅。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系主任文跃然认为,2020年以前,中国工资总额有3~4倍提升空间,现在开始,让我们挥别廉价增长的记忆,并微笑迎接《劳动合同法》。

一降再降,劳动力价格触底

中国过去11年的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则由17.28%下降至12.16%。

不要在廉价增长模式的惯性下声讨和抵制《劳动合同法》,你需要感谢从前多年的低廉劳动力成本带来的高速增长,抛开对那个时代的留恋并重建竞争力。无论看地位或者收入,中国劳动者的地位和价格已经低、廉了太久,而与此同时,劳动者的权利意识却不断觉醒和提升。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电视里鼓励下岗工人的公益广告风起云涌,而日化品牌“雕牌”则凭借对下岗工人的温情牌奠定市场地位。国企破产与乡镇企业倒闭,让人口众多的中国进一步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劳动者彼此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竞争。从此之后,相对于资方,劳方

中国劳动者的地位和价格已经低、廉了太久,而与此同时,劳动者的权利意识却不断觉醒和提升的地位被不断弱化。

地位下滑的同时,劳动者的收入相对于GDP增长也呈实际下滑态势。从1990~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率从53.4%降到41.2%;而中国过去11年的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则由17.28%下降至12.16%。

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已经走到极致,劳资纠纷频出,而且不断升级。企业和政府在享受了长久的廉价竞争优势带来的利润之后,必须重新考量劳动者地位,这是《劳动合同法》之类的法律必然出台的原因。

要廉价迟早都要还

这些企业原先是面临技术缺口,现在则是面临人才缺口。

建立在低廉劳动力成本基础之上的增长模式的确曾让中国经济以及大量公司迎来高速增长,但《劳动合同法》的来临提醒我们,这不过是零存整取:眼下,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开始为早年的廉价增长支付代价。

代价之一,内需不足,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不断创造新低。2006年底,央行副行长苏宁曾表示,中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20世纪80年代的62%以上跌至2006前三季度的51.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二者均为历史最低,而世界平均消费率已逼近79%。

劳动力价格的低下,使得居民消费意愿极其低下,即便国家将假日作为拉动内需的经济手段,仍无收效。过剩的产能作用下,企业必须大规模出口,随即因低成本的生产而面临诸多贸易摩擦。

代价之二,大量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事实上等于千方百计压低工人工资的能力,基层员工的竞争力一度表现为接受低薪资的限度。因而在《劳动合同法》试图强力提升劳动者地位时,这些公司感到积重难返,无法适应。

但有很多进取型制造业企业已经超前一步。温州哈杉鞋业董事长王建平早年发现自己公司生产的鞋被摆在俄罗斯的地摊上出售之后颇受刺激,并着力寻求变局。至今,哈杉通过收购意大利著名鞋业品牌,在意大利米兰等地设立研发设计中心,着眼全球架构销售渠道的方式赚国际钱,从而摆脱了劳动力和生产要素成本对其利润水平的制约。

同在温州的警灯制造大王——星际控股集团董事长陈时升,则比其他温州老板更早预见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上升终将侵蚀利润,因而早早转身高新技术,从1990年创业起步时的作坊式生产,跃升成为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我们因《劳动合同法》带来的成本提升为2%,而目前温州仍有大量企业总利润水平不过2%。”陈时升说。

代价之三,是人才的结构性问题。大连岳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宇感叹:“现在的师父不会像以前那样带徒弟了,公司里已经出现技术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他说,如今“教会徒弟,饿死师父”的现象尤为明显。由于劳动者之间的激烈竞争,造成以往“老、中、青”,“传、帮、带”的局面不复存在。

此外,企业追求廉价劳动力与基层劳动者素质低下互为因果。全球最大的人才招聘公司万宝盛华(Manpower)的CEO杰夫·约雷斯(Jeff Joerres)警告一味寻求低廉劳动力成本的西方企业:“继续以西方陈旧的方式在亚洲扩张的企业,将会深受其害。”

这警告对于中国公司同样适用,约雷斯认为,包括中国、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内的新兴市场,正面临技术人才的严重匮乏:“这些企业原先是面临技术缺口,现在则是面临人才缺口。它们用一种生产力损失代替了另一种生产力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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